1984年11月，军事科学院院长办公室里，77岁的宋时轮上将把已经改到第十二遍的《叶剑英传略》书稿又从头翻了一遍，确认每一个战役日期、每一个职务变动都与档案原件对照无误之后，才让秘书将这本历时近四年的书稿送进西山。
他当时大概以为自己的任务到这就算完成了，然而几天之后，87岁的叶剑英元帅把这本传记翻完，摘下老花镜，让身边工作人员给宋时轮打了一通电话，电话里的原话很简单：“老宋，序言你来写。”
宋时轮没有犹豫，直接拒绝了。他说自己写不来，换个人写吧。
叶剑英当场就发了火，拐杖往地上重重杵了一下，声音拔高了好几度：“我看你就是嫌麻烦，不想干！”
这件事后来在军事科学院传了很久，有人觉得宋时轮太犟，元帅亲自开口的事，哪有往外推的道理；也有人替宋时轮说话，觉得他拒绝有他的道理，给一个元帅的传记写序言，话该怎么说，分寸怎么拿，怎么写才不浮、不空、不违背写史的人最基本的诚实，这些全是问题。宋时轮不是推脱，他是真觉得这件事比他打过的任何一场仗都难。
不写的理由
要理解这对老战友为什么会因为一篇序言闹到拍桌子的地步，需要把时间往回拨八年，看一看宋时轮为这本传记到底花了多大力气，以及在此之前，他跟叶剑英之间已经积累了多少年的相互了解与相互信任。
1980年6月25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正式下达了为十位元帅编写传记的任务。叶剑英传记的编写工作明确交给军事科学院完成，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宋时轮在文件上批了四个字：“当日即办。”随后他和政委粟裕共同挂帅，由政治部副主任李振军具体负责。
从机构设置到人员调配，从资料采集方向到编写体例框架，宋时轮几乎每一件事都亲自过问。他给编写组定的标准，在当时看来严苛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所有事件必须精确到月份，任何含糊其辞的表述一概不允许出现，如果一段史实没有至少两个独立来源的交叉印证，宁可暂时空着也不能往里面塞推测性的内容。
有人觉得这标准定得太高了，元帅一生跨越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很多当事人已经不在世，很多档案因为战乱散失，想要事事都查得这么清楚根本不现实。
宋时轮的态度是一句话：查不清就继续查。于是编写组的人跑了全国多个档案馆，采访了几十位老同志，为了核实一个1946年军调部期间的具体细节，他们找到当年中共方面执行处还健在的工作人员反复印证，前后花了近三个月才最终确定。
宋时轮自己每周都要听一次汇报，戴着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翻送审稿，看到有疑问的地方就用红笔画圈，而他画了圈的地方，编写组就必须回头重新核实。
这种近乎偏执的较真，不是宋时轮在晚年才养成的习惯，而是他从战火里带出来的本能。他和叶剑英的交情，就建立在这种彼此对“准确”二字毫不妥协的态度之上。
1946年1月，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这是国共双方在美国调停下设立的一个谈判机构，表面上是三方坐在一起商量停战，背地里则是明枪暗箭你来我往。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叶剑英，宋时轮担任执行处处长，负责在谈判桌上将叶剑英定下的大方向转化成可执行的具体方案，同时在谈判桌下随时应对各种突发的摩擦和冲突。
宋时轮到任没几天就给叶剑英交出了十几份备忘录，每一份都详细记录了国民党方面违反停战协定的时间、地点、参与部队番号和伤亡数据，逻辑严密，证据链条完整，没有任何一句情绪化的指责。
叶剑英看完只说了一句话：像打了一串点射。这种风格正是叶剑英最需要的东西。在谈判桌上，情绪不值钱，证据才值钱。宋时轮经手的材料，国民党方面拿不出任何反驳依据，因为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标着出处，每一个事实背后都附着一手证词。
同年5月，宋时轮回北京饭店途中在灯市西口八面槽南口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特务开枪射击，汽车玻璃被打碎，所幸人没受伤。事发后叶剑英紧急调整了执行部的安全部署，同时下令销毁了一批绝密文件以防不测。这种在危急关头相互掩护的经历，让两人之间的信任不再仅仅是工作层面上的认可，而是真正的过命交情。
1957年，叶剑英受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他在物色第一副院长人选的时候，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想到了宋时轮。理由很简单：这个人能把实战经验翻译成学术语言，而且做事严谨到无可挑剔。
宋时轮到任后协助叶剑英从零开始搭建了军事科学院的组织架构和研究体系，从研究方向的确立到人才的选拔调配，再到苏联顾问团资料的翻译校订，他对翻译人员的要求是连标点符号都不能出错。他在军事科学院一干就是二十八年，先是当第一副院长，1972年接替叶剑英担任院长，直到1985年才卸任。
叶剑英之所以坚持让宋时轮来写这篇序言，不是因为身边找不到资历更深的人。恰恰相反，当时徐向前、聂荣臻都还在世，论军衔、论党内地位，他们当然比宋时轮更“够格”。但叶剑英很清楚，这篇序言需要的是一个真正了解他的人，不是一个军衔更高的人。
宋时轮亲自参与了这本传记从立项到定稿的全过程，所有原始材料的取舍他都经手过，所有关键史实的印证他都把过关。在叶剑英看来，让宋时轮来写序，不是在找一个够资格的“署名者”，而是在找唯一真正有资格说话的“见证者”。
而宋时轮之所以拒绝，恰恰也是因为他把这个“见证者”的身份看得太重。
在他看来，以自己一个上将的身份去评价一个元帅的一生，不符合规矩。序言不同于后记，序言是放在书的开头，代表着编纂方对传主的基本定调，这是一件分量极重的事。
他还考虑到另一层更为微妙的问题：在那个年代，怎么写才能做到既不动用溢美之词去渲染个人崇拜，又不辜负叶帅一生真实的功绩，这个分寸极其难拿。他怕自己写浅了对不起老首长，写过了对不起自己的史学底线。
就你懂我
叶剑英对宋时轮的这个顾虑一清二楚。他那句“在这些老战友里边，就你懂我，我看你是最对路的”，不是客套话，而是对宋时轮学术能力和人格底线的双重肯定。
最终宋时轮还是拗不过。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憋了好几天，第一稿写出来1900多个字，他自己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觉得水分太多，形容词太满，不像是宋时轮写的东西。
于是推倒重来，能删的全删，能简的全简，最后交到叶剑英手上的成稿只剩下1200个字。1200个字，概括了叶剑英从投身革命到晚年工作的全部重要节点，没有一句华丽的赞美，但每一个评价背后都有实打实的史料支撑，每一句陈述都经得起后人拿着原始档案去比对。
叶剑英拿到这篇序言的时候，从头到尾看完，这回没有再拍桌子，只在稿子的末尾画了个圈，低声说了两个字：“可以。”
遗憾的是，叶剑英没能亲眼看到这本传记的正式出版。1986年10月，叶剑英病逝。宋时轮参加了追悼会，出来后一言不发，把自己关在屋里待了很长时间。五年后，1991年9月，宋时轮也因病去世。那本凝聚了两代军人无数心血的《叶剑英传》，最终在1995年正式面世，距离叶剑英点将宋时轮写序的那通电话，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一年。
现在回头看1984年西山那场争执，叶剑英跟宋时轮吵的其实根本不是一篇序言。叶剑英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撑不了多久了，他要在走之前把所有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清楚，而这篇序言就是他留给历史的最后一道封口。他非让宋时轮来写不可，是因为他相信只有宋时轮会为了一个日期、一个地名、一个职务的准确性而跟任何人死磕到底，包括跟他自己。
宋时轮没有辜负这份信任。1200字的序言里没有任何一个多余的字，没有对他个人的半点渲染。功过是非全部交给史料去说话，作序的人只负责把事实摆到纸面上。这种近乎极简的写法，在所有的元帅传记序言中找不到第二个例子，但这恰恰就是宋时轮，也是叶剑英为什么非要他不可的原因。他们那一代人做事有个共同的脾气：仗打赢了，话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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